中国应如何玩转“金融外交”？
本文作者为IMI学术委员、苏宁云商集团副总裁、苏宁金融集团常务副总裁黄金老。近5年来，美国依靠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刺激股市以及实体经济的韧性，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保持了头号金融大国的地位。金融力量早已成为大国外交中一种更加有效的武器，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过去，中国只是世界金融舞台边缘的沉默者，今天，中国已经立在世界金融舞台的中央。
作者认为中国应充分珍惜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善以运用，以金融实力提升中国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中国“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已经发力。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忘了初心”、不作为的一种纠正，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金融保障，也是中国金融外交从“无为”走向“有为”的重要标志。他还提出中国应拓展金融外交新空间。“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对外交的作用也不能持续，一旦资金耗完，或者当地政府政权更迭，就停下来了。中国要重点拓展“轻资产”型金融外交。更高层次的金融外交工具，在于货币国际化、影响资本市场估值、力求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监管国际规则制定权、独立的跨境资金清结算体系、投资当地金融基础设施、跨越国界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等。
最后，关于国家在金融外交中的作用，作者提出首先国家应做好顶层设计。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力图避免给其他大国造成“闯进瓷器店的大象”的印象。国家应切实保护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中国政府应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多种政治外交手段，如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等，适当时候也可以秀秀肌肉，切实保障中国海外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风险。国家应协调对外资本输出的主体行动、松绑企业“走出去”制度、提供信息服务、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国际舆论的引导是个系统工程，仅靠企业之力往往力不从心，需要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考虑。综合对外援助、国际合作、文化交流、科技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塑造良好国际形象，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为企业“走出去”创建更为友好的舆论环境。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08年6月本书中译本出版之时，我以《探索中国的金融外交之道》为题作序，分析了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金融机构开放和储备资产运用等四个关键性的金融外交政策。大约8年时间过去了，世界与中国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世纪头10年，名副其实的“中国世纪”，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商品畅行无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更加依赖中国。那10年，全球攻击中国经济就一件事，要求“人民币升值”。由国际社会烘托出的人民币升值氛围，反利于中国引进外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当然坚决、渐进地满足了西方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中国与世界相安无事。
近5年来，美国依靠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刺激股市以及实体经济的韧性，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保持了头号金融大国的地位。欧元区饱受数次债务危机的打击，且内部各国危机程度深浅不一，仍然依靠量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日本因较低的债务率和复杂的金融产品较少，免受危机的首波冲击，并实施了极具扩张性的安倍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地位没有下降。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国家经济依靠中国需求，上了一个台阶，但后劲乏力，基本在走下坡路。金融危机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国以全球经济的拯救者面貌出现，中国需求支撑了全球的资源价格，支撑了全球的奢侈品市场，支撑了全球的金融稳定，但现在正面临经济持续减速的巨大压力。总之，当今世界，随着全球能源资源格局、贸易投资格局、产业结构格局的变迁，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拾经济金融压倒性优势，新兴经济体处于弱势地位。美国通过TPP及TTIP、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民族利益、反洗钱等新旧手段，发起并鼓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围堵中国。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增多。
金融力量早已成为大国外交中一种更加有效的武器，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正如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戴维德·戈登(David Gordon)所说，“此前金融实力是外交实力和防卫实力的源泉，属于‘幕后英雄’(enabler)。但在全球化导致世界相互依存度日趋提高的背景下，金融实力的作用已经提高至可与军事实力并驾齐驱的水平。”
美国一直是金融外交政策的坚定信奉者，也是金融外交领域的资深玩家。美国是世界经济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主导性国家，拥有全球最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民；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近3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金融领域的很多大事件，背后都有美国金融外交和维护美元霸权的影子。1980年代初，美国贸易逆差大幅增长，财政赤字剧增，1985年美国主导通过了“广场协议”，开启了美元贬值之路，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有力提振了美国经济。2002年，伊拉克开始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一些欧佩克国家响应，2003年，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有观点认为维护美元石油结算货币地位是重要诱因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元金融霸权地位削弱，次年，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失去了趁势做大的最佳窗口期，欧债危机中，美国评级公司下调希腊等国评级是重要导火索。
金融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美国对金融业的维护总是不惜一切代价。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袭扰金融界，一个月内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运动。美国政府则不惜违背其“自由”和“民主”形象，警方强力打击，累计逮捕8000余人，平息了事端，维护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类似的反金融群众运动在希腊等欧陆国家绵绵不绝，重创欧陆金融中心地位。2014年的香港“占中”闹剧，延宕数月，不仅给香港社会造成巨大撕裂和分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过去，中国只是世界金融舞台边缘的沉默者，今天，中国已经立在世界金融舞台的中央。经济总量、金融总量都已位列全球三甲。自2003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就已经登上了全球金融外交领域的舞台。近年，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互换协定、自贸区、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外交战略和举措不断推进。但总的来说，中国在金融外交领域仍是新手。
我在《探索中国的金融外交之道》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外交、金融外交有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国金融实力显著增强。例如，2015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日本；又如，按市值计算，四大国有银行的全球排名都能进入前10；又再如，以市值规模计，2015年中国A股市场市值52.13万亿元，已是日本的1.54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41万亿元，全球最大。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也有了显著提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5年12月1日，IMF批准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2016年1月27日，IMF份额改革正式生效，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些实力使得中国已有条件利用金融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运用金融外交提升大国地位的时机趋向成熟。
一方面，中国超强的金融实力基于2001年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发展而形成，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尤其是银行业资产规模和国家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的庞大。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程度和深度不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尚未成型；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程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等方面均处于初期阶段。中国金融超强的金融实力，更多地源于国内充裕的资金来源和强劲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利率市场化和投资理财工具多样化，廉价储蓄时代行将结束，银行今后的筹资能力将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定价承受能力和负债创新能力；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高投资和高融资恐难再现。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和资产增长，都在较快减速。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会使外汇储备资产不再大规模增长。也即，中国超强的金融实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正在展现。
另一方面，大量的国家利益需要金融来维护。中国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达1000亿美元以上，中国金融业已在海外设立了上千家分支机构，海外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在海外已有巨大的金融利益，迫切需要积极推动金融外交，从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向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保护本国利益。2015年 11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拒绝其要求透露中国境内客户信息的不合理要求，被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家法庭裁定为藐视法庭，并称要进行巨额罚款；2016年2月，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涉嫌大规模洗钱活动为由,突袭了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可以想象，美国等正在积累中国银行业有关不合规运作的资料，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开出巨额罚单。还有，2008年本书中译本出版时，恐怖主义对中国人来说还是电视上“外国的事情”，但今天恐怖主义不再是外面的世界，已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美国正是严格执行本书所倡导的“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联系”，而达到这几年的治下太平。
中国必须充分珍惜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善以运用，以金融实力提升中国大国地位和影响力。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即实打实地对外投钱，借以达到金融本身的目的（维护中国金融利益）以及非金融的目的（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购买美债，是典型的“重资产”型金融外交。2015年中国持有的美债余额尚有1.25万亿美元。增持或出售美债，会对美元汇率和美债价格进而美国财政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购买美债，集中在单一资产，中国承担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政治风险也大。近年，这种“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工具正在多元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承担紧急救助使命的国际性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大型跨国银行自身不保，中国金融实力趁势崛起。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对外贷款和投资、发起成立多边合作开发机构等一系列方法和举措崭露头角。
一是签订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3月11日-2015年4月10日，中国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香港地区（4000亿元）、韩国（3600亿元）、欧元区（3500亿元）、新加坡（3000亿元）、英国（2000亿元）、加拿大（2000亿元）、澳大利亚（2000亿元）、巴西（1900亿元）、马来西亚（1800亿元）、瑞士（1500亿元）、俄罗斯（1500亿元）和印尼（1000亿元），均高达千亿元以上。这些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既有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包括东南亚、俄罗斯、蒙古等邻国，还包括欧洲央行，凸显了人民币的影响力。
二是扩大对外贷款和投资。对外贷款和投资也是“重资产”型金融外交的一部分。截止2015年9月，中国金融企业对外贷款余额为4945亿美元。虽然，从目前实践看，开行、口行等对外贷款有投入大、风险大、收益期偏短的特点，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购买美债，这些政策性贷款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性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的项目，还能带动中国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
对外投资比对外贷款的影响力更大。作为股东（或者潜在股东），会计服务就能跟上，就可更有效地掌握信息，避免一些陷阱。同时，股权可以带来控制权，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与当地合作：一方面合资企业更易于被本地大众接受和信任；另一方面，本地股东更了解当地法律、风俗、人文等情况，能弥补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初期的经验不足。截止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达到8826.4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450.2亿美元，有了长足的增长，但距离美国4.59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仍有不小的差距。
三是组建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涉及到设施联通、资金联通、贸易畅通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为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提升整体金融外交实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平台。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加速推进货币互换、成立丝路基金（400亿美元），并主导组建了金砖银行（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占总投票权的39.95%）和亚投行（中国出资297.804亿美元，占总投票权的26.06%）。
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忘了初心”、不作为的一种纠正，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金融保障，也是中国金融外交从“无为”走向“有为”的重要标志。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耗资巨大；同时，风险巨大。2012年我在《把控“走出去”的风险》一文中指出“"国家不会破产"，但国家可以赖账。以美国对拉美全面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控制的巨大影响力，尚不能约束拉美政府，（发生了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现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内银行的境外贷款更要谨慎管理。”“贷款换资源，必须要能换来足够的资源，并且资源价格保持坚挺。”“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贷款额度大，期限长，集中度高，并且，海外信贷资产抵押品的处置难度高，特别是缺乏土地等资产注入和用地性质变更等国内常用的不良资产拯救法宝，直接的信用风险也很突出。”2015年以来，随着全球资源价格的急剧走低，中国的巨额海外贷款的风险已在暴露。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对外交的作用也不能持续，一旦资金耗完，或者当地政府政权更迭，就停下来了。中国要重点拓展“轻资产”型金融外交。更高层次的金融外交工具，在于货币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规则制定权、独立的跨境资金清结算体系、跨越国界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等。
1、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当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本国货币政策就具备了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金融外交的实力。近年来，受益于美、欧、日等国际货币的持续贬值压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已经从2009年底的0.02%提高到2014年底的2.47%。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寄希望于朝夕，需要有政策耐心，先要筑基，着力在深化金融改革、完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上持续推进，基础夯实后，人民币国际化更多地会是水到渠成之事。
首先，有的放矢地开放资本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非时点概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正式对外宣布其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开放的顺序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不同项目开放程度的深化问题。当前，国内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性工具所占比重较低，股票和债券市场缺乏足够深度来容纳国际资金进出；理财投资产品刚性兑付仍占主流，金融风险文化不健全，国内投资者仍缺乏正确的风险观；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也处在相对初级阶段，风险对冲工具严重匮乏。此外，国内金融体系国际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金融机构刚开始走出国门，国际化经验和进展不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也缺乏国际性企业的参与，国际投资者认可度不高。上述种种，使得国内金融市场深化改革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前，并不适宜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
其次，协调发展在岸、离岸两个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使得人民币金融产品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受资本可兑换程度等因素影响，在一些产品上，两个市场是割裂的。在人民币利率类、股权类金融产品上，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有限，导致国外相关金融产品匮乏；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远期等产品上，离岸市场较为发达，交易量大，已经对在岸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加大了人民银行管理汇率波动的难度。国内市场在人民币利率、汇率及大宗商品等相关衍生金融产品建设上，还可适当加快步伐，要在体量上远超离岸市场，牢牢把控定价权。同时，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仍有待丰富，可以以自贸区为基础积极试点，不断丰富境外人民币资产回流渠道，为离岸市场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提供支持。
再次，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要成为美元一样的霸权货币，实际上也缺乏成为霸权货币的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要追求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亚洲的区域性货币，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在此之后，中国可推动相关友好国家增持人民币资产。依托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平台，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对外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和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同时，择机推动IMF份额改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份额，并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等。
最后，要做好持续发力、长期推进的思想准备。历史上看，货币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早在1880年左右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直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才取得货币霸权地位。这个角度看，美元国际化走过了60年的时间。日元的国际化也是如此，即使从1980年开始算起，日元国际化也走过了30年；欧元脱胎于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强势货币，其国际化进展较快，是目前唯一可以对美元构成潜在竞争压力的货币，但欧债危机的爆发基本打乱了欧元快速国际化的节奏，未来也有较长的路要走。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遇到一定的波折。自2014年以来，美联储通过不断发酵的加息预期导演了美元的升值走势，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汇率纷纷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先后出现了两次快速贬值，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第一波始于8.11汇改，人民币汇率自2015年8月11日开盘价的6.2093迅速贬值到6.4485，贬值幅度高达3.85%；第二波贬值趋势于11月中旬形成，于2016年初很快达到新的高点6.6042。人民币国际化是个系统工程，也是长期过程，遇到波折实属正常，我们需要做的是目标坚定、持续发力，做好长期推进的思想准备
2、影响资本市场估值
这方面，有两块“基石”：基石一是会计规则。涉及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确认。目前，四大会计事务所均为美国公司。基石二是评级公司。涉及对金融工具的定价和投资者信心。两大评级公司均为美国公司。在会计规则和评级公司等金融市场“基石”方面缺乏话语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就容易受制于人。2011年开始，美国浑水和香橼公司频繁做空中概股，一度引发投资者对中概股的信心崩塌，相关公司股价大跌，损失巨大。2016年3月，穆迪、标普先后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多家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评级展望也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试图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预期，进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向。2014年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国家制裁，评级公司相继降低俄罗斯和俄罗斯公司的信用评级，引发投资者逃离俄罗斯，加剧了制裁的效果。为此，俄罗斯“不得不”于2015年7月宣布组建国家信用评级公司，以期本国公司受到“公平”的评级待遇。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亟需加强制度建设。上海交易所开设“一带一路板”，允许这些国家合格企业来华上市。同时，以此为契机，鼓励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为这些外国来华上市企业提供会计服务。在熊猫债的发行过程中，若境外发债主体信息披露当中的会计准则按照中国的准则来做，评级信息也以国内评级机构为主，也是提升国内会计准则和评级体系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同时，逐步放开外国资本投资A股市场的限制，提高A股市场的活跃度和国际影响力。2015年，人民银行拟发八张民营个人征信公司牌照，民营评级公司牌照也应在开放之列。这些都将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外交综合实力。
3、力求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美国借金融反恐战、查税风暴（对金融机构累计罚款500多亿元）等，在全球推行FATCA法案，要求签约国家允许美国税务机构向签约国银行中美国公民账户征收所得税，同时执行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向美国税务机构提供银行中美国公民账户信息。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以及人们熟悉的所有海外低税或离岸的区域都已经正式或意向与美国签署协议，包括瑞士等传统账户保密国家，传统的资产管理中心受到重大打击，全球富人正在寻找新的资产管理中心。
当账户保密不再成为差异化优势时，经济基本面、金融市场稳定性等将成为决定富人资产存放地的重要因素。相比其它国家，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稳健，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发展前景良好，投资机会很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引领下，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蓬勃发展。截至2015年底，股权投资市场活跃的VC/PE机构超过8000家，管理资本量约5万亿人民币。同时，债券市场大幅扩容，产品日趋丰富，收益率普遍高于其他国家。2015年债券市场融资高达23.02亿元，同比增长88.84%，助力中国债券市场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同时，人民币汇率在经过两次大的贬值之后，贬值风险因素也已大大释放。
可以预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将日益成为全球富人理想的资产管理地。2015年，沪港通放行，境内外资本市场已在特设管道内打通。对已经部分开放的资本项目，如非居民用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市场，可进一步放宽投资主体和额度限制；对于尚未放开的资本项目，可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小规模试验，逐步推动，助力中国成为新的资产管理中心。
4、建立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体系
这方面，也有两块“基石”：基石一是SWIFT，银行间清算系统。基石二是账户，决定资金能否进入银行体系。美国金融反恐战的主要工具就是监控银行账户和SWIFT。高效完备的清算网络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近年来，尽管央行已陆续在香港、台湾、新加坡、法兰克福、伦敦等地建立跨境人民币清算安排和清算行，但距离完备成熟的国际货币清算体系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另外，境内外融资渠道有限、人民币资金的不完全自由流动等客观现实也限制了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的发展速度。
目前，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现有的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体系已无法有效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这要求中国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结算系统，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体系。2012年初，人民银行决定组织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Payment System，简称CIPS），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效率，满足全球各主要时区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需要。系统首期已于2015年10月8日上线。未来，需进一步增加参与行数量，并加快推动系统二期的上线。
5、参与制定金融监管国际规则
中国在参与制定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方面已小有成效,体现在WTO谈判、“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之中。巴塞尔协议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银行业通行规则，这个协议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可以说是美国金融外交的典型案例。巴塞尔协议Ⅲ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于当年的G20峰会上获得批准实施。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要求和G20峰会达成的决议，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应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受到重创，难以满足巴塞尔协议相关指标要求，使得美国对巴塞尔协议的态度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12年11月，美联储同意无限期推迟巴塞尔协议Ⅲ实施。2013年5月，伯南克表示，巴塞尔协议Ⅲ不足以解决银行“大而不倒”问题。
2012年9月，我访问美国银行同业时，花旗执行董事CarlStocking认为，巴塞尔协议Ⅲ尚不成熟，在过渡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完善，过早执行意义不大；同时，巴Ⅲ部分条款对很多业务过于苛刻，对部分传统业务（如贸易融资等）的风险资本要求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拖累经济复苏。富国银行国际业务总裁GregBajak认为，美国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态度与欧洲有所不同。美国银行业普遍认为巴塞尔协议Ⅲ尚需进一步细化与完善。执行巴塞尔协议Ⅲ，银行股东（投资人）被迫增加了成本，银行业的商业模式也需要改变，长期盈利能力会受到影响。
金融业的国际规则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体现了各国基于本国利益考虑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最终是各国博弈的暂时结果。所以，中国可努力使今后的这种行业规则的变化在尊重行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更加有利于自己。在这里，德国的一个例子可以作为参考：在修改巴塞尔协议时，德国利用自身的影响，成功说服了委员会对住房抵押贷款给予50％的风险权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投资，由于中国直接融资市场还不发达，企业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企业高负债率必然与银行高杠杆率对应。设定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银行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就削弱了。对于中央投资企业、贸易融资、股权及实业投资、贷款承诺等风险权重计算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是全球第二贸易大国，并且贸易利润十分微薄，贸易企业严重依赖债务融资，信用证等贸易融资按照100%信用转换系数计算，银行就会放弃贸易融资，从而严重制约中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必须制定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III。
6、投资当地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交易平台、托管系统等，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传统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自身很多基础设施如IT系统等都来自国外，与西方国家比，国内企业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缺乏话语权，也缺乏竞争力。同时，政治因素也为国内企业参与西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阻碍。例如，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参与了海外一些一般基础电信设施的建设，在技术上是过关的，却时常被美国等国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与重大项目失之交臂。
相比传统金融项目，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状况较好，某些方面甚至超越美国。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海外一些国家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也将更新换代，为国内企业参与其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机遇，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如果中国的银行、硬件制造商和互联网支付软件提供商能把握时机，携手合作，参与到海外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交易平台、托管系统的建设中，一方面会为中国企业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当地金融活动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当地金融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的衔接更高效，从而间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扩大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具体策略上，为规避政治因素，可以效仿华为等企业，先期围绕一带一路等战略在东南亚、东欧等国家积极布局，之后逐步外延至其他国家，直至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7、助推互联网金融跨国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社交网络、手机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支付、投资和资金融通的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中国企业具有在海外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根据标准普尔Capital IQ的数据，截至2014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六家，中国占四家。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中国仅略落后于美国，超过了欧洲和日本。阿里、苏宁等有实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
中国电子商务（包括互联网金融）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现在成为了一种优势：前些年，正是因为中国原有的商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够完善，诚信体制相对而言也不够完善，中国互联网企业才不得不摸索并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网上的信用体系”（支付宝、易付宝式的第三方暂管资金、客户网上评价、如何与物流企业合作等），用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并客观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体系、信用体系都有不够完善，按传统方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善这些体系，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为其提供了最可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商业领域原来的劣势（与美国相比），在互联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种在海外发展的优势。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开拓海外金融市场。传统银行担当资金“第三方的存管”，互联网企业负责业务拓展和技术维护。在海外发展互联网金融时，可尽可能使海外业务与国内业务使用同一平台，或技术端口易于对接。这样长期将有利于各国与中国在金融乃至贸易领域的交流。
1、做好顶层设计
金融是保障实体经济正常运转的核心部门，各国政府对国外金融机构“走进来”都颇有戒心，往往会设置苛刻的条件。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快速崛起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发挥着日渐重要的影响力，容易成为相关国家“重点关照”的对象。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减少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障碍。
一方面，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力图避免给其他大国造成“闯进瓷器店的大象”的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呼吁并推动一些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改革，使之反映现实情况和实力的变化，使这些必然会逐步发生的新变化在宏观上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在微观上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获得参与优质项目的平等机会。
2、切实保护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
当前，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以跨国银行被罚款为例，近几年，此类事件日益增多。2009年，美国政府掀起查税风暴，瑞士银行被罚款7.8亿美元，并交出了所有美国人的秘密账户记录。2010年3月，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生效，规定外国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必须将美国公民账户信息交给美国税务机构，否则将被视为不与美国政府合作。若“不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有收入所得，美国将对其在美收入课以30%的惩罚性税收。2014年6月，美国对法国巴黎银行罚款89亿美元，指控其为苏丹和其他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转移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2015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美联储对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和美国银行等六大银行累计罚款高达58亿美元。
英国、欧盟也纷纷加大金融罚款力度。2014年11月，瑞银和花旗银行在内的五家大型银行因外汇交易过失被英国政府处以11亿英磅罚款；2015年4月，纽约梅隆银行在英国被罚款1.85亿美元。2013年12月，欧盟对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合计超过17亿美元。2014年10月，欧盟对摩根大通处以超过6100万欧元的罚款，指其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基准利率。此外，反洗钱已成为西方国家金融当局掌握的最令跨国银行捉摸不透的惩罚理由。
面对繁杂的海外发展环境、多变的政策法律环境以及适用性不一的各类规则的不断产生，金融机构做到100%不“犯错”是很难的，何况有时候是当地政府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有意为之。当前，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引起当地政府的充分注意，随着“走出去”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此类风险将逐步增多。中国政府应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多种政治外交手段，如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等，适当时候也可以秀秀肌肉，切实保障中国海外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风险。
3、协调对外资本输出的主体行动
在对外投资时，让国有机构之间保持适当的良性竞争，对国家而言，由于有多渠道的信息和各种结果之间的比较，将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和做出战略决策。为防止恶性竞争，也要事先做好制度建设，明确可为与不可为之事。中国对外投资的国有主体较多，有开行、口行、五大行、丝路基金等，机制上要保证有分工、有协作，也有适当的竞争，尽量规避对优质海外标的竞相抬价行为的出现，也要对扎堆进驻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现象进行规范。这方面国外的情况是，日本仅有国际协力基金，美国仅有进出口行，都与中国机构较多的情况不同。同时，充分借助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中的渠道性作用，为国内金融机构创造更多的条件参与国际性事务。
鉴于国有身份时常成为跨境投资的阻碍因素，尤其是在能源、资源等敏感性领域，国有主体“走出去”，应适当淡化国有身份，对外宣传应突出行业性、专业性和生产性等业务能力，条件允许时，最好低调进行。现实情况是，往往一项跨国并购建议还未尘埃落定，报纸、网络便开始大肆发酵、宣传，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但高调的宣传往往会引起被并购企业所在国民众的反感，也会激发他们的民族情绪，使得本来正常的商业活动因民众反对而夭折。
4、松绑企业“走出去”制度
国家不仅要支持中国的央企、地方国企以及当地政府及国企，更要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当地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新兴企业（如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代表着新兴力量，影响力巨大。可积极推动各类民间投资主体投资对国家整体利益有利、于投资者也有利可图的项目。在一些敏感领域，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易成功。同时，国企“走出去”集中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新兴主体“走出去”亦可大大丰富“走出去”产业结构，如对国外处于孵化期的高技术公司的投资，由新兴主体进行更为合适。
关于目前阶段海外投资的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重点发力的方向。东南亚国家是优先选项。一方面，相对而言，中国金融机构比较熟悉这一地区；另一方面，相比在该地区较活跃的英资、美资和新加坡银行，中资银行的突出竞争力在于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较高的风险偏好（信贷条件相对没有那么苛刻）。
5、提供信息服务
当前，国内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企业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民间协会等均在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有很大作为空间。
一方面，近年来，东道国政府干预、蚕食式征用、政策法律变动、民族主义行为、恐怖袭击、内乱和战争等政治风险日益凸显，国家部委在及时、权威的政治信息服务等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如定期出具国家/地区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报告，指导企业建立海外投资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等。中国驻外使馆的网站应成为所在地经济信息的发布窗口。财政供养的科研院所（如各类拉美、东南亚研究所等），也应由大而化之的研究转向细分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海外开展业务，需对当地的物流、资金流有较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对项目的整体情况和风险进行判断。但由于中国金融机构才刚刚迈出“走出去”的步伐，所以普遍对海外“物流”、“资金流”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在看项目的时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当企业意识到并想了解“物流”、“资金流”的情况时，却常常苦于连了解的渠道和该渠道信息的可信度也不知道（即对当地的“信息流”也不了解）。
近些年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去”，有经验也有教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只是分散在各处，系统性不强。同时，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扶持民间机构专职进行海外投资相关信息搜集、整理、挖掘和使用工作，也要鼓励有海外经验的大企业积极进行信息的共享，构建一整套涵盖考察调研、对接洽谈、宣传推广、咨询培训、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在内的海外投资解决方案，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地信息支持。
6、做好国际舆论引导
西方社会游说政治发达，舆论导向往往能决定“走出去”项目的成败，中国企业对此并不擅长，吃了不少亏。2012年9月，三一重工关联公司拉尔斯控股欲收购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海军军事基地附近的4座风力发电厂项目，但遭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下令阻止，三一重工“愤而”起诉奥巴马，虽然胜诉，项目终究黄了；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不断遭受国会政客的打击，游说费用逐年递增，效果尚不明显；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因难以取得美国投资者的信任，屡屡成为浑水等专业做空公司的牺牲品；遭受双反打击的光伏业，疲于向国外政府证明自己没拿政府补贴，但常常无济于事，等等。
国际舆论的引导是个系统工程，仅靠企业之力往往力不从心，需要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考虑。综合对外援助、国际合作、文化交流、科技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塑造良好国际形象，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为企业“走出去”创建更为友好的舆论环境。同时，企业也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并及时就反对意见和负面信息作出正面回应，必要时也可积极游说有关团队或部门，增强正面信息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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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王兆星、埃德蒙、苏宁、任志刚、李若谷、亚辛·安瓦尔、李扬、汉克、夏斌等9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6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互联网金融”、“银行与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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